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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2019-09-19 10:14  点击量: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压抑与宽容”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决策机构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和建设的双重需要提出的第一个宏观批评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42年11月宣布的“大解释”中。对于敌人,叛徒和其他破坏分子,被逮捕和逮捕后,除了那些绝对不想要的人改变他们的忏悔,他们将实施宽大政策,并给他们一条新的道路。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实行“镇压宽松”政策,国民党的残余和社会旧势力的反革命犯罪活动造成了大量的第一次犯罪和反革命的罪犯逃脱制裁并继续邪恶。

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发布了两项以毛泽东为基础的刑事政策,以纠正反革命活动中出现的“广泛而无限”的右翼偏见。 Zedong的“稳定,准确,诽谤”刑事政策。文件的“镇压”最终导致了“镇压”方面的严重失衡。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期间,整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有通过适当渠道建立的政策,也没有刑事政策。刑法也是不可能谈论的。个别订单取代了一切,国家走上了通过运动所谓的统治之路。有一段时间,非法私刑猖獗,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量的虚假和错误案件。在这种情况下,“镇压和宽大”或“宽恕和惩罚”政策实际上完全失去了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严打”刑事政策实际上是“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中“严格”的延续。从实质的角度理解是严格执法,加重处罚;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它是在现行刑事立法范围内从“重”和“快”执法。

1979年,在全国城市安全会议上,彭真首先提出少数谋杀,抢劫,强奸等(“六类”案件)应当依法处理,并明确提出现行针对恶性案件的犯罪。处理。 1982年,邓小平指出,在经济犯罪的情况下,从风险的角度来看,风也必须收紧。

自1983年至今,我国前后于1983年、1996年、2001年展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严打”专项整顿活动。不可否认,“严打”刑事政策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方而起到了一定的短期与局部作用。例如,在2001年的“严打”之后,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比2001年下降2.8%,这是已往10年来刑事发案率第一次呈现降低趋势。但是,有学者认为,决策机关过于强调“严”的一而导致了严重问题。一方而,各地“严打”工作的展开不均衡,在一些地方办案质量堪忧。另一方而,“严打”过后,司法执法人员思想开始松散,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轻,造成短期内社会发案率有迅速反弹的趋势。

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人权保障的写入宪法,中央决策机关适时对刑事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就“宽严相济”的含义,很多学者认为如将“严”与“宽”表述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在起初是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提出来的,但是,若是一个政策仅仅是一个司法政策,而非立法政策,那又怎么司法?所以,“宽严相济”在被提出后很快就成为项贯穿刑事活动所有领域的指导政策。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立法层而逐渐出现了向“宽”转变的趋向。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项犯罪的死刑,得出两个积极地信号第一,废止死刑不再是构想,变成了立法中的现实;第二,我国的刑法过度依赖刑罚的模式开始转变、进入了依据社会时势与预防犯罪的必,进行相应的轻重调节的时代。

伴随着立法层而向“宽”的一而的转变,刑事司法活动也逐渐显示出了“宽”的迹象。例如,社区矫正得到了立法确认,其适用范围稳步扩大。截至2011年12月,全国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已经超过46000人,至2001年3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达到27706个。

四、结语

尽管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犯罪,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但是,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与采取各种方法预防与减少犯罪。为此目的,我们需针对犯罪原因,根据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现实条件,制定可行的综合性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体现出了人权保障的影响、对刑罚效益性的追求与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指导思想。在这种理性转变的背后,是对刑罚价值的反思、刑罚成本的担忧与刑罚认同的追求。